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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爱珠玉，官僚见面要分一半；陛下爱子孙，东林党也要玩花魁。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让官僚士绅出血······”

    这个士大夫阶级在大明厚养了两百多年后，气焰已经达到了匪夷所思地步。因为触犯到了东林党的利益，他们对于万历爷的“苛捐杂税”非常不满，而且居然敢谩骂皇帝。

    换在后世“我大清”，对这样的蠢货，朝廷早就雪亮的屠刀落下“咔擦”了事，夷他九族了。万历皇帝不办他，并不是喜欢被骂，有心理受虐的癖好，而是皇帝如果要杀他，会被内阁否决掉，如果要惩罚他，反而成全了他的名声。

    大明士大夫阶级如此的嚣张，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而万历爷确实也有够坏，你们嘴脸难看，我就几十年不上朝，眼不见心不烦啊！下面官僚士绅爱骂骂去，他照样收矿税、商税，开海禁收海税······。

    由此，万历爷的名声一直不好，被这些士大夫笔诛口伐，描绘成了“民贼du夫”。

    后来接任的是天启皇帝朱由校，虽说天启皇帝喜欢做木工活，人却不傻，当了一阵皇帝以后发现似乎有点不对头，怎么朝廷的收入一天天在下降？局势也一天天危险起来，尤其是东林大佬叶向高的得意门生王化贞在辽东打了个大败仗。

    在天启看来，要想财政不破产，跟他爷爷万历一块当“昏君”是跑不掉的了。可当“昏君”也是有诀窍的，象万历那样硬顶肯定是不行的，折腾了二十多年，一个人单挑一群东林党，一堆苍蝇围着你哦嗡哦嗡，太辛苦了，还是让魏忠贤大伴在外头给自己挡刀吧。

    魏忠贤虽说贪婪、歹毒、名声臭，但不管怎么说明王朝财政还没破产，税还能收得上来。只是这个九千岁在震压东林党集团的时候手段不够高明，杀了不少人，却在舆论战中彻底败北，导致声名狼籍。

    都说“宦官误国”，所有的问题都有两面性，得看从哪个角度看。比如，在天启年间负责治理何工的太监们无不兢兢业业，每当有洪水爆发，各地的河督太监们干脆就住在河堤上，与堤共存亡！

    而崇祯年间解除了太监管理河工的权力，让文官去负责。结果这八年里无人修缮河堤，疏通河道，一有洪水爆发，河督文官居然早就逃走，各方贿赂之下，事后还不受惩罚！

    说到这里，于望大声呵斥：“在某些方面，所谓的士大夫还比不上太监实心用事！”

    台上于望在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台下的陈典吏额头冷汗涔涔，心里道：“这于望大人每每口出狂言，莫非他是阉党中人？不然，何以有这个胆子去攻击满朝文武？举目皆敌，就怕不给自己招来大祸？”

    虽然于望此时所说的一切在陈典吏眼里都属于狂妄跋扈，不懂为官之道。但这些情况的前所未闻也让他大开眼界，听的欲罢不能，只是屏息静听。而于望在接下来又点评了朝廷的海禁政策。

    在于望说来，大明朝廷的海禁政策是事出有因。原因是这海禁越严，走私越厉害，越是海禁，走私利润也更高。这些海贸走私，往往都是士大夫控制的势力，或者跟官僚有勾结，门栏很高，一些小老百姓，小商人想参与海贸获利，那是痴心妄想。朝廷士大夫的禁海政策只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家海贸走私中的暴利而已。

    本来，士大夫们在朝廷优待政策下，各方面是不用交税的，这就已经躲避了几乎所有要交的税，但这还不够，他们通过海禁，就算别人想做海贸都做不成。利益，统统被士大夫垄断了，非官僚无从参与竞争。如此，大明朝廷自然是一文钱海税都收不到。

    其中甚至是皇帝老子也不行，在明成祖时代郑和还能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在海贸上狠狠赚上一笔。在士大夫阶级不懈努力下，最后的结果是，皇帝的船队做海贸成了“劳民伤财”，说停就停了，被士大夫集团一脚踢出圈子，只能在一边干瞪眼。

    正因为如此，万历开海禁收海税，遭到大量官僚的激烈反对，士大夫们个个都披着仁义道德的老虎皮，占据道义制高点，他们下吃百姓上吃皇帝，直到把明王朝吃成一个空架子。

    “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发展带来的财富是被士大夫们一口吞掉了，但这还不要紧，毕竟这不是明王朝的传统收入，中国历代以来，国家的税赋都是在广大自耕农头上收取。

    天启之后接下来是崇祯上位，崇祯当年毕竟是年轻，十六岁就登基了。在士大夫阶级的吹捧下，自认是“圣天子”，“中兴之君”，耳根子一软之下，挥手就收回了全国各布政司监督的太监。

    如此一来，那些士大夫阶级便是阿谀如潮，歌功颂德，把崇祯捧成了千年一遇的“明君”。因为那些“苛捐杂税”他们再也不用交了！而这带来的后果显然易见。

    以江南的茶税为例，崇祯收回了各布政司的监督的太监，结果是：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的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那些赋税都去哪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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